楊婉內心的不安，卻隨著時間的推移越發強烈起來。

        沒有史料的支撐，全然依靠對人性的把握，讓她很難推測出鄧瑛究竟是怎么從司禮監和內閣的死局里走出來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回憶鄧瑛對她說過的話，楊婉不止一次想到了刑部殘酷的刑訊。

        她自己并沒有研究過明朝的刑罰，但她有一個師姐在這一方面潛心專研了很多年，其中有提到過鄧瑛，提到過午門口那一場持續三日的凌遲，師姐在論外之外的手記上寫下過這樣一段話。

        “當時的皇帝，也許只是把這個人的身體當成了一個有罪的符號，用極刑向世人宣告，他對閹黨的態度，明示宦官團體的卑賤，昭示皇權對宮廷奴婢的絕對控制。他們在宮城的門前處死鄧瑛的時候，或許沒有一個人想得起，這個慘死的閹人，曾是這座皇城的建造者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楊婉記得，自己是在研究室的資料里偶然讀到這一段話的。

        那個時候師姐已經畢業，去了國外的一所學校教書，她不好貿然打擾。

        事實上，這一段話也只是在學術之外，平靜地描述凌遲一個閹人在當時的意義，對鄧瑛那個人，并沒有任何特別的立場。

        楊婉當時讀到這一段話的時候，覺得師姐是一個對歷史有悲憫心的人。

        但如今，當她在回憶起這一段話的時，她竟然有些想哭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吃個面又把眼睛吃紅了，我看你啊，得出去走走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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