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知道母親這幾年都在做什么。不知道他會不會覺得那很臟。話到嘴邊卻變成了最笨的那一句：

        “她……又去年輕人家里了。衣服沒洗，房間也沒打掃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說完我就后悔了。聲音小得像蚊子叫。叔叔沉默了一會兒，只把車窗搖下來一點，冷風灌進來，吹散了車里的暖氣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你知道嗎，”他慢慢地說，“她十七歲有了你哥，十九歲生你。那時候她連‘避孕’兩個字都不會寫。本來可以去東京，可以把頭發染成金色在澀谷晃到天亮……可她沒去成。”

        煙灰從他指間掉下來，落在我的牛仔褲上，像一小撮誰的骨灰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所以現在，她只是把欠自己的，一點點補回來而已。一個假期，換兩晚不用想電費、煤氣費、家長會……很劃算，不是嗎？”

        我沒有回答。車子開進婚禮會場的停車場，輪胎碾過碎石，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。姐姐穿著白紗站在門口，笑得像電視里的牙膏廣告。

        叔叔在后面叫我：“喂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我回頭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別恨她。”他說，“她早就把自己恨完了。剩下的那個空殼，只是偶爾想找個地方取取暖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我走進人群。香檳、笑聲、鮮花、祝福，所有聲音都像隔著一層厚玻璃。我端起一杯酒，一飲而盡。酒精順著喉嚨燒下去，燒到胃里，燒出一股奇怪的、近乎快樂的空虛。

        內容未完，下一頁繼續閱讀